華夏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獨特的道德禮儀。《唐律疏議》曰：“中華者，中國也。親被王教，自屬中國，衣冠威儀，習俗孝悌，居身禮義，故謂之中國。” “習俗孝悌”是指的《孝經》。《戰國策·卷十九·趙策二》中又雲：“中國者，聰明睿知之所居也，萬物財用之所聚也，賢聖之所教也，仁義之所施也，詩書禮樂之所用也，異敏技藝之所試也，遠方之所觀赴也，蠻夷之所義行也。”即中原地方，是聰明有遠見的人居住之地，是萬物財用聚積之地，是賢聖實行教化之地，是仁義施行之地，是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運用之地，是奇異精巧技能試行之地，是遠方國家觀摩向往之地，是四方少數民族效法之地。
《史記·秦本紀》裏面，秦穆公親口說：“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。”晉人由余答之曰：“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，身以先之。”“太祖、太宗禮樂刑政之綱，華夏文明之教，將復見於今日矣。”明朝開國功臣劉伯溫雲：“夫華夷峻防，壹王大法，胡主中國，幾變於夷，聖經明義，千載或演焉。”因此，六經、六藝、五常以及其主張的詩書禮樂之道是華夏文明的本質。

諸子百家

華夏文明思想源流和繼受圖
諸子百家都繼承了詩書禮樂的王官教育，都推崇君臣父子之禮和夫婦長幼之別，也都信奉聖王政治。春秋時代王室衰微，諸侯爭霸，學者們便周遊列國，為諸侯出謀劃策，到戰國時代形成了"百家爭鳴"的局面。
傳統上關於百家的劃分，最早源於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。他在《論六家要旨》中，將百家首次劃分為：“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”等六家。後來，劉歆在《七略》中，又在司馬談劃分的基礎上，增“縱橫、雜、農、小說”等為十家。班固在《漢書．藝文誌》中襲劉歆，並認為：“諸子十家，其可觀者九家而已。”後來，人們去“小說家”，將剩下的九家稱為“九流”。

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，合稱五經，五經對應五常。經，常也。有五常之道，故曰《五經》：《樂》仁、《書》義、《禮》禮、《易》智、《詩》信也。人情有五性，懷五常，不能自成，是以聖人像天五常之道而明之，以教人成其德也。”又曰：“謂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也。仁者，不忍也，施生愛人也；義者，宜也，斷決得中也；禮者，履也，履道成文也；智者，知也，獨見前聞，不惑於事，見微者也；信者，誠也，專壹不移也。”《揚子法言》解釋道：“仁，宅也；義，路也；禮，服也；智，燭也：信，符也。處宅，由路、正服，明燭，執符，君子不動，動斯得矣。故曰仁者人也，義者我也，此之謂也。”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“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”

六經

所謂“六經”，指的是經過孔子整理而傳授的六部先秦古籍，曰：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易》《樂》《春秋》。這六部古籍並非孔子所作。孔子本著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的原則，只是對這六部古書作了整理的工作。《國語·楚語上》記載包含了這六部古書。“教之《春秋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，以戒勸其心；教之《世》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，以休懼其動；教之《詩》而為之導廣顯德，以耀明其誌；教之《禮》，使知上下之則；教之《樂》，以疏其穢而鎮其浮；教之《令》，使訪物官；教之《語》，使明其德，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
也；教之《故誌》，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；教之《訓典》，使知族類，行比義焉。”這裏提到了九種古籍：《春秋》、《世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令》、《語》、《故誌》、《訓典》。申叔時是楚莊王時的人，楚莊王在位於公元前614年至公元前591年，早於孔子半個世紀。孔子整理的六經早在楚莊王時就已經有了，而且這些書名已屢見於先秦其他文獻。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易》《樂》《春秋》的六經體系是華夏文明繼承和發展的源頭。“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六者之術，以為大義，謂之六藝。”“六藝之文：樂以和神，仁之表也；詩以正言，義之用也；禮以明體，明者著見，故無訓也；書以廣聽，知之術也；春秋以斷事，信之符也。五者，蓋五常之道，相須而備，而易為之原。故曰‘易不可見，則乾坤或幾乎息矣’，言與天地為終始也。”“《詩》《書》具其誌，《禮》《樂》純其養，《易》《春秋》明其知。六學皆大，而各有所長。《詩》道誌，故長於質。《禮》制節，故長於文。《樂》詠德，故長於風。《書》著功，故長於事。《易》本天地，故長於數。《春秋》正是非，故長於治人。能兼得其所長，而不能遍舉其詳也。”經學塑造了華夏政制的價值理想，正如民國學者李澄源在《經學通論》中所說的那樣：“吾國既有經學以後，經學遂為吾國人之大憲章，經學可以規定私人與天下國家之理想。聖君賢相經營天下，以經學為模範，私人生活，以經學為楷式，故評論政治得失，衡量人物優劣，皆以經學為權衡。無論國家與私人之設施，皆須於經學上有其根據。”在華夏文明中，五經是諸子的思想源頭，也是諸史的評判標準，同時還是文藝創作的指導原則。 從歷史的角度看，經學規定了華夏文明的大本大源，在歷年層面塑造了華夏族群兩千多年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生活，塑造了我們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。正是有了經學的存在，華夏族群才能歷經二千余載，雖然曾經車駕奔馳，戰亂頻仍，曾經南北分裂，夷狄入侵，曾經神州蕩覆，宗廟丘墟，但文明之毫光，未曾壹日隱沒於荒蠻，族群之理想，未曾壹日熄滅於天壤，從而締造文化統壹、生生不息的局面。正是有了經學的存在，華夏歷史雖然歷經王朝更叠，而政治制度的建構，社會改革的推動，始終有壹個根本的價值標準，不管政制如何變化，都不離文明之大系。正是有了經學的存在，社會生活中的冠、婚、喪、祭各種禮儀，不論如何損益，總能維系社會生活的理想價值，衣冠文物，代代因襲損益，但不變的是對有禮義的生活的追求。可以說，要真正深入華夏的歷史，必須深入歷史的深層內核，而歷史的內核便在經學之中。